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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民的博客

 
 
 

日志

 
 

说(柴、米、油、盐、醤、醋、茶)  

2017-12-02 07:48:19|  分类: 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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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全身心看护着母亲,除了写些陪护她的心得体会,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写点东西了,今天忽然想写一点我的过去,就从“柴”说起吧。(今天把陆续写成的这些琐谈整合在一起)

      说 柴(10、19)


周一大姐来我家,说起我们小时候捡煤渣的往事,把我那沉寂已久的思绪勾了起来。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句唱词是“提篮小卖,拾煤渣……”当年听到这一句唱词时才十五六岁,心里就想,我们捡煤渣时说不定比小铁梅还小。那时候我跟着姐姐、邻居到北郊路口宁波电厂或是别的用煤烧锅炉的厂家旁边去捡煤渣,每当捡到尚好的煤渣就兴高采烈,每当把这些尚黑的煤渣放到我家小小的煤球炉,看着它烧起来,红起来,心里也会热起来――我为我们这穷家也出了力了呀。所以,我很小就对煤有了一些基本知识,知道了好烧的“蛋壳煤”和看似不错却烧不起来的“石煤”。
      民间把柴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醤醋茶的首位,可见柴的地位很高,很重要。虽然小时候认为米更重要,但柴的重要性给我的印象也是十分深刻的。记得我家有一只鞋墩子,就是可以用来把新鞋弄松一些、钉鞋掌、修鞋的那种,上面有一个弯曲的铁件,底下是木头的。父亲竟然隔三差五的把那木头底盘劈下一点用来生煤球炉子,弄得那只底盘越来越小,勉强支撑着上面的铁件,可见我家的柴荒曾经是何等严重。这些是在宁波时的记忆。

 下乡当农民后,对柴的记忆就更多了。
  我下乡的地方离宁波不远,是宁绍平原的原慈溪今余姚地界,历史上这里一直是鱼米之乡,但是我们下乡那年月,那个地方也很穷、很苦,这里就只说柴之苦吧。
  下乡的地方是半山区,按说烧的柴不会是问题,但偏偏也有问题。山上有柴,因为这山是集体的,所以谁也不能随便砍。而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只有一点点用来种番茹、马玲薯的山地,没有柴山,平时烧的柴主要是稻草。可是,因为穷,长一点的稻草农民们要用来打草包,短一点的稻草则被用来摇草绳,都拿去换钱,以填补饥肠,以贴补家用。这样,烧的柴就常常短缺。于是,农家的孩子一有空就去山上捡枯枝扫残叶,扒松毛丝。田间秋收结束后也会有人到稻田扒草绒(秋收后稻草收走后会有散落的小叶子)。
  我因为单身生活,既不打草包,也没摇草绳,生产队分给的稻草倒是烧不完,只是因为江南多雨,草蓬又太小,所以这用来烧饭做菜的柴火常常弄湿受潮点不着,烧饭的难处至今记忆犹新。
  记忆犹新的还有:农民判柴山和掘灰夹泥的经历。
  先说这判柴山的经历。前面说过,我们生产队只有一点点用来种番茹、马玲薯的山地,没有一点点柴山,而里山的农民则是山多田少,所以就有了没柴山的农民花钱到里山判柴山的经济交往。

 1969年底,晚稻收起来了,农闲了,生产队的几家农户联手,把一座山的柴通过议价包下来,然后上山去把这些柴都砍下来,按各自所得算出柴的总量,计算出这座柴山实际砍来多少柴,再把“包银”的成本分摊了,各自拿着这些柴作为劳动所得。因为各自砍下来的柴有多有少,这就牵涉到吃亏便宜的问题,生产队的农民也很有头脑,把刚下乡的我、这个与当地农民没有亲疏关系的人“聘为”计量员,所以我知道当地有判柴山的经济活动。
  这柴比稻草的“烧场”要好得多,可是农民是不舍得用来烧饭做菜的,他们要把这些柴卖到“城里头”去换来日常生活必需的买油盐醤醋、孩子缴学费、买毛巾肥皂等日用品的费用。
      前面说过,我下乡的地方是原慈溪今余姚,这个地方离原慈溪县的县城慈城较近,农民习惯把老县城称为“城里头”,虽然行政区划变化后慈城已不再是慈溪县的县城,但上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民间交往都仍然以慈城为中心,连他们的方言也与慈城话一样,与余姚话差异却很大。农民们把这些柴挑到“城里头”去卖,换来宝贵的现金,或买点针头线脑,或扯一块布料买一双鞋子。但是这样的劳动所得却也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打击,人民公社的干部们多次对这样的卖柴队伍、卖柴船进行拦截,弄得农民这么一条生财之道一度也走不通,干群关系剑拔孥张,农民怨声载道。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一笔带过。
      掘灰夹泥的经历仅有一次,却也值得一书。
      大概是1972年吧,农民们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穷则思变,不知是谁发明了灰夹泥之路。犹如雨后春笋,几乎是一夜间,这里家家户户都用风箱拉着烧起了灰夹泥。根据后来发掘的河姆渡文化显示,同为河姆渡区域的我的下乡之处地下有一层灰夹泥,它的形成与煤炭应该是同一个原理,只是煤炭的前身是树木,而灰夹泥的前身大概是芦苇茅草吧。
      我们生产队选择了一块高地(这是聪明之举,灰夹泥掘出后这地就低了,可以变为水田),按照每户的工分总值计算出每户的可分面积,由各户自行挖掘。我分得了靠近田塍的狭长的一“流”地。掘下去后,居然这灰夹泥还挺厚的,费了不少劲掘起来,挑到“家”门口,当时黑呼呼的也有挺大的一堆。可是,这东西我又不烧,卖掉却没有销路,怎么办?天长日久,日晒雨淋,原先挺大的一堆“煤”越来越低,越来越少了。大约有半年多了吧,别的生产队的一位富农的儿子帮我销了出去,好像是卖到了宁波的一家工厂,可见当年也有工厂为了解决紧俏的煤炭缺口用上了这个灰夹泥。忘了卖了多少钱,反正是只花了力气,白拿一样的,当时感觉挺好的。
 
      柴的往事就记述到这里,关于柴的体会倒还有一些。
      以前,由于燃料问题没有解决,城里的居民用煤球为主,农民用柴草为主,那时候农村到处都有封山育林的标语口号,但山林却总不见繁茂起来,据老农所说,主要受损害的还是大炼钢铁年代,大树几乎都被砍了。而后来由于贫穷,农村几乎连柴末也烧光了。以后,由于这一带的农村家家户户用上了液化气、天然气,这里的山林就越来越茂盛起来了。




 

       说 米(10、21)

 

       乘这会母亲睡着,今天再说说米。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我们南方人来说,这食就是米了。
  记事起,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其糟糕的主要表现是――米缸常常底朝天。记得读小学两三年级期间总是吃不饱,大姐每天分给我的食堂饭票我常常两餐就把三餐的吃了,还朝三暮四或朝四暮三地变着法子吃,想那样也许能饱一点,却因总量根本性不足,总是饿得直冒酸水。不吃食堂自己烧了,我家有一只小小的钢精锅子,大姐把很薄的一点饭划分为四块让我们姐弟四人分吃,(那时候哥已出门自食其力,弟弟还未出生)大姐总是让我先挑,说是男孩子饭量大。因为无论怎么仔细,她划分后的四等分饭块总有大小,而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中还有孔融让梨的佳话,我也还没有先人后己的好思想,总是挑那块最大的。可是,即便最大的饭块,依然填补不了我日益生长的身体之需,饿啊!以至我的个子在三兄弟中最矮,完全是因为当年饿的。那年月饥饿的程度我是刻骨铭心的,我亲眼目睹过有人抢夺他人手中的包子,在饭店舔他人刚放下的饭碗、盆子。这样的镜头如不是亲眼见过是难以想象的。我记得宁波的粮站“搭”过番茹、番茹干,一斤粮票买七斤番茹。我们也去挖过野菜。还记得将用于家庭加工业务衬鞋垫的浆糊节省下来充饥的。还吃过几天红刺根--一种野生植物,吃后会拉不出大便。由于饥饿,我偷吃过豆饼――凭养殖证明配给的饲料(我家为了弥补经济来源不足,养过几只鹅,养大后保证卖给国家就有饲料配给)。我还吃过大豆壳磨粉、玉米芯子磨粉做成的食品。宁波这么个历史上一直富裕的地方也饿到了这等地步,贫瘠的地方一定更惨了。好像一直到我15、6岁了,才慢慢地有所好转。所谓慢慢地有所好转的标志是,那时候经常担任买米任务的我从最困难的时候全家七八口人吃饭但买米却只是买5斤、买10斤,后来能30斤30斤地买了,米缸不再底朝天了。
  我下乡了,虽然去的地方是鱼米之乡,但那时候也很苦很穷,不过除了缺油少菜外,饭是能吃饱了。记得当年公社大礼堂读到这样一条宣传标语:“手中有粮 心里不慌 脚踏实地 喜气洋洋”,说明粮食不仅是民之大事,也是国之大事(读到这条标语已时隔48年,我居然能一字不差背出来,可见其印象之深)。听农民兄弟与我讲起,我们下乡前几年这里曾发生过的饥饿状况――种蚕豆时往往会有人偷吃豆种,那可是生的呀,就那么吞下去了,真饿啊!这个时间应该是我在宁波看到人家抢包子、舔盆子的时候。原来鱼米之乡也一样饿到了这种境地。
  当了四年多的农民,每天与农民们一样在田间摸爬滚打,终于有了分红,终于有一些收获了。记得有一年,一位农民朋友随我到宁波玩,他帮我挑了足足100多斤的大米到宁波,我十分自豪地、彻底地解决了我家的粮荒,让全家老小“手中有粮 心里不慌 脚踏实地 喜气洋洋”了。(事实上那时候家里只是缺钱,粮食已不紧张,只是我饿怕了,怕家里的亲人再挨饿,结果是粮票换蛋还有多,到粮票作废的那年,父亲东藏西放的粮票作废了上百斤,真可惜)
  米,是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可是,留给我的记忆里,它曾经是那么紧缺,那么难以获得。现在,我们都已不缺米了,可是,以后还会缺米吗?我始终担忧这个问题,听说现在粮食在大量进口,这就是个大问题,而且现在有了转基因粮食,听说会影响传种接代,还有毒大米,唉,能吃饱了,却会吃坏、吃死!


      说 油(10、30)

  

这会很安静,我来说说油,这里所说的油是食用油。

宁波是江南水乡,四季分明,物产丰富,自古以来是富庶之地。又因靠近东海,经济比内地就更加发达一点,听老人说,以前这里的饮食水准是较高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是不错的。这烧菜的油过去不那么紧缺,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食油十分紧张。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体制,食油每人每月4两,逢元旦、春节、国庆这几个节日会增发2两,由于食品稀少,食物短缺,几乎家家户户都缺油。所以,当读到小学课本中春雨贵如雨的课文时,感到生动形象,马上能够理解了,哦:那个地方雨水奇缺,十分干旱。

在宁波生活到18虚岁,对油最难忘的记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我两岁的妹妹托人临时照看(是请一对住在苍水街的老夫妇、也是我们的老邻居邓公公他们),母亲给妹妹烧了一只菜,居然是搪口杯里的油炒盐,说明家里没有一点点东西可以炒了,仅有一点点油与盐一起炒一下,据说是当时老百姓的一大发明。这可以说是我对当时食不裹腹、物资极度紧缺的又一深刻记忆(另一件自然是在《说米》中提到的抢包子舔盆子了)。

18岁的下半年我下乡了,去了位于宁绍平原中部、应属鱼米之乡的宁波不远处余姚县二六市,可是土地肥沃、产量较高的这里,也穷得很,饭倒是能吃饱,但菜很少,油更少。前几个月我们缴8元一月给“教育户”(我们都称为师傅),与他们一起吃饭。记得菜常有一大桌,却基本上是地头作货,且多数是蒸蒸的,连一点油花也没有。炒菜是看不到的,因为炒菜不放油是炒不成的。幸好师傅家亲戚多,由于我们的大队是公社所在地,又有二、四、六、九的市日,所以这些亲戚常会来赶集、办事、开会,所以师傅家客人较多,客人来了总得烧几只菜的,最可口的当数肉饼子炖蛋(肉十分紧俏,很难买到,师傅还算有一点面子能买来那么一点点)。这只油水最足的菜往往置于全桌的中心,一大桌人一人一筷就所剩无几了,我通常很识相,不会多伸筷过去,当尚有些许剩余时,我师傅的独子、小我7岁的阿平就会把碗中的饭伸手覆上去,然后拿来独享。每当这时,师傅总是哈哈一笑,客人多是长辈,自然也是一笑了之,别的姐妹虽很不满,但也无人声张,我更加不会说什么了。

也许农民们也感到生活太苦了,有一年在国家要求秋收后再种麦子、油菜时有意多种了一些油菜,那一年我也分到了一点菜油,缓解了缺油的状况。以后,随着政策的宽松,粮票换油、换鸡蛋等所谓.“非法交易”多了、方便了,这油荒现象也就不那么突出了。

记得我与夫人结婚前去了一趟上海采办喜糖等物品,那已经是1980年了,送给上海亲戚的主要礼品是乡下采办的菜油,可见当年大上海也一样缺油。

由于缺油,所以肉很紧张。一是猪杀得少,据说出口换取外汇是一个重要原因,城市居民凭票能买到肉,大多数是“冷气肉”,能想办法买到“热气肉”就会兴高采烈好一阵。农村就很难买到肉了,所以那年月肉店的工作人员十分吃香,我们那一带一度有“县委书记王茂琯,值勿来金章肉店倌”的民谣。

现在食用油品牌众多,货架上琳琅满目,价格也不贵(有的矿泉水几乎与油价相当,春雨贵如油的谚语可以说已被颠覆),只是地沟油的新闻真的令人厌恶之极,这油,已经从紧缺变相为令人警觉了。


                 说 盐(10、31)

 

写好了柴、米、油,该写盐了,一想到写这个话题,浮动在脑海的不是白色颗粒咸咸的盐,而是盐场。

好像我还在幼儿园时,父亲去了梅山盐场,由于年幼,由于父母也从不提起那边的经历、情况,所以,我一直不清楚梅山盐场的状况,直至长大,隐隐约约听人说:梅山盐场集中了宁波很多的下放人员;又听说盐农比种田的农民还苦。四、五年前,偶然得到一本宁波月湖老年网编印的文集《三江风雨》,里面有一篇写梅山盐场经历的文章,倒是让我从侧面了解到了当年那边的一些情况,我想,父亲的经历一定与作者相似。

第二个对盐印象深刻的还是盐场。我要下乡去当农民了,去的地方是宁波数十公里外的余姚县,一位比较关心我的姓林的老人与我聊天,说余姚有一个庵东,产盐的,那边收入水平较高。因为那时我的阅历很浅,并不明白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到了插队的地方后,才知道我们那离庵东还有几十公里,而且那时候庵东已划归慈溪县,不属余姚县了,而我们所去的地方,以前却是慈溪县的。

盐,是人体生长必需物,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对盐的需求更大。宁波人有句谚语,“三日勿吃咸齑汤,脚骨酸汪汪。”这个咸齑是用盐腌制而成,被宁波人称为“长下饭”,一年到头没菜的时候全靠它顶着,而所谓的咸齑汤既能下饭,又能给大量出汗的劳动者补充盐分,不然就会脱力了。这也是夏收夏种期间,我下乡的那一带农民总要买一些咸带鱼、龙头烤之类当下饭的原因。

记忆中食盐不紧张,毕竟不可能吃很多。只是历史上食盐是曾经紧张过的,缉私盐曾是当局的一件大事,但这些我们这一代人都没有经历过,所以说不出什么来。好像我们只经历过一次抢购食盐的风波,是风传某个传染病爆发,老百姓开始抢购食盐。还听说过不法商人用工业用盐冒充食盐赚钱的案例。这些因为时间很短,影响不大,这里也就一笔带过了。

哦,还有一件特殊的记忆得单独记一下,就是前面《说油》里写到的油炒盐这只“菜”,也应该载入史册才对。

 

             说  醤(11、22)

 

说起醤,首先浮上我脑海的不是宁波人称作的“豆乳醤”“豆板醤”,而是我们故乡的那种醤,那种我外婆会做的醤。

小时候,我们宁波一带的寻常人家生活水平都很低,每家每户的“长下饭”除了咸齑以外就是这醤了。为了让这醤好吃、可口,家里的“厨工师傅”往往会在醤里放进去一些茭白丁、香干丁,条件好一些的还会放进去一些肉丁,如果没有肉丁,有猪油渣也会好吃得多。而我们家因为收入来源少,吃饭人多,所以这醤就是家常菜了。外婆、父母,还有哥哥和大姐,每每吃买来的所谓的“豆是醤”“豆板醤”后,感到味道大不如老家的那种自制的醤,这种醤外婆会做,于是就自已动手做了起来。

记得这醤要发霉,发霉后再晒,然后放进去一些辣椒,好像还放进面粉,有时还会放进去酒酿,要花费不少时日不少工,这醤才好。制成后,用一个坛子或若干只瓶子装起来,有时烧菜放一点进去,这菜就美味许多。而吃炒面炒年糕,汤面汤年糕放一些这样的醤作佐料,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由于穷,家里常常没有菜,把这醤拿出来下饭,绝对比宁波人的“醤豆腐直笃”要好得多了。把这样的“私房菜”馈赠宁波的一些亲友,也广泛受到了好评。

记得以前多次参加全省性的培训,由于时间长,许多浙西地区来培训的同行常见他们自带这样的醤,可见这种“私房菜”普及率还不低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参加工作了,在公社食堂用餐。那时候的公社最高行政机关的食堂却也长期没什么菜,那些干部常有人请去吃饭,我们几个普通职工就只能吃食堂了,而食堂的菜常常只是唯一的大锅烧白菜,我吃过很多苦,这菜差一点不在话下,但有的人已经抗不住了,埋怨这菜“以前是喂猪的”。那时候我的外婆年事已高,做醤的工序多、工时长,她已做不动了。由于工作关系,我常能接触到社办厂的供销人员,就想起了在家时的经验,请他们从上海带那种小瓶的辣醤,每次在淡而无味的烧白菜里放上一点,这味道就好得多了。

现在,我家中也常备有辣椒醤,但这种醤只是简单的辣椒加盐,未经酿制,所以味道差远了。外婆做的那种辣醤已经久违了,也许以后再也吃不到这种口留余香,开胃养身的好东西了。

 

                 说     醋(2017、11、30)

 

只有醋还未写,今天把这醋说了。

在日常生活中,这醋可能除了山西人,似乎最可有可无了。平时,油、醤油、盐是常用的,醤也会用上,这醋的用处确实不多,除了吃包子之类的面食会记得弄一点醋来醮醮,其他时候只有烧糖醋排骨、醋流带鱼才会用它了。但是,前面说到的那些面食、那几只菜,没有醋倒是不行,那味儿会差很多。

这个醋在我的记忆中最有印象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次去江苏出差,回来时在火车站检票上车时,一位带着两瓶醋的男士因为拥挤,被人一碰,不小心把瓶儿撞破了,四周顿时一股浓浓的酸味。这时候才知道,原来江苏的镇江米醋是有名的地方特产,当时还是馈赠亲友的好东西。

2006年单位组织我们去山西、内蒙旅游,第一站是太原,第一个“景点”居然是东湖醋厂。带我们到这么一个厂家来“旅游”真是绝了,除了山西人对醋深厚的感情,这山西的醋文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我很给力,买了该厂出产的好多老陈醋,导游一定很高兴。幸亏我们有专车送往内蒙,放在汽车后方不用手提肩扛,但是从内蒙回来是坐火车,特地买了一个旅行箱盛放这些酸溜溜的宝货,上车下车幸好有年轻人帮我,不然真的是自讨苦吃了。列车到达余姚站时,那只崭新的旅行箱垮了,所以这山西老陈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醋在柴米油盐醤醋茶中可能最排不上位,却是开胃调味的好东西,当然,在人的感情世界中可别不要吃醋才好哦!

 

               说   茶(2017、6、26)

句章大哥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发了许多关于茶的传说、茶的故事,那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在阅读这些文章的过程中,不时地浮现起我与“茶”的往事来。今天,我也来说说我与茶的故事。

以前我不喝茶,那年月饭都吃不饱,这不能解饿的玩意儿是没能力去品尝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参加了工作,有了工资收入,也就是那个时候吧,我家的经济条件也开始好转,父亲的工作环境改善,他开始恢复喝茶了。因为我在余姚工作,而余姚有四明山,有茶,所以他叫我帮他买茶。
  我所在的地方叫二六市,虽然也有点山,但这山都是低低的,在我们的南面才是重重叠叠的四明山,而茶叶是高山上的好。二六市茶树很少,且没有茶厂,所以,我得另想办法。我从事的是农村金融工作,我们的机构遍布城乡,当然四明山区也有我们的下属机构。记得那时候,在罗江工作的一位同事,因为在四明山区工作过,每年会给我们代买几斤茶叶来。起先,“珠茶”只有2、3元一斤,“条干”只有7、8元一斤(这条干的记忆可能有误)。这在当年感觉是便宜的,质量也不错,尤其是花较大的价钱吃“条干”就更是显得奢侈了。

余姚是绿茶产区,有一种叫“珠茶”,是机制的,把茶叶制作成一粒粒像珠子那种形状,绿里透黄,闪闪放光。后来一位小知青――他是二六市本地知青,小我好几岁,可能是最后一批下乡的知青,他后来招工在余姚茶厂工作,他告诉我说,珠茶制作时为了让它盘圆,是加了一些糯米糊的。所以,它才会闪闪发光,所以,茶泡上后表面会浮起一层白雾来。那次我恍然大悟,以后基本上以买“条干”为主了。

所谓“条干”,就是制作成细细长长的茶叶,听说是“条干”的叶子比“珠茶”要嫩一些,且是手工的,所以价格要高一点。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它里面没有糯米粉的缘故吧?后来,随着工艺的改进,更重要的是广告效应吧,余姚再也没见过“珠茶”和“条干”,这儿生产的茶叶除了几个自成品牌的名茶,其他都叫“龙井”了。哈哈!
  因为常给父亲买茶,也因为工作环境的变化,我也开始喝茶了。每当泡上一杯碧绿喷香的好茶,往往会把茶杯送到鼻子前,深深地吸上几口,感觉特好!
  调到余姚工作后,茶的来路广了起来,四明山大山深处的高山云雾茶也能买到了,其味果然更醇厚耐泡。
  八十年代末,我调到陆埠工作,这就直接进入四明山区了,工作环境变了,主要还是地位变了,能喝到过去买不起的好茶,不仅有高山上农民自制的好茶,还有十分有名的“四明十二雷”。这个名茶的故事非常生动,它的产量似乎一直不高,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后来,余姚比较成功的开发出一款名茶――瀑布仙茗,那次产品发布会是宁波市政府的叶副秘书长来作主题发言的,那份发言材料至今仍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材料肯定是秘书写的,里面的内容相当“好听”,当然都是从句章大哥发的这些文章中摘抄的(笑)。但这位叶副秘书长讲得还是很有水平,比他那弟弟(我的同事)水平高出很多。
  生活条件在不断改善,要求也高了起来。光吃余姚的茶叶不够了,我在出差、旅游、走亲访友时,往往会留意茶叶。有一年去广州,买了一点铁观音,这很有名的茶叶却不合口味。九十年代,与同事一起在西湖边逛,正值茶季,西湖边在现炒现卖,100元一两,虽说很贵,忍不住买了一两,那可是正宗的龙井茶了吧?
  说起正宗龙井茶,我想起了我们去满菊陇品茶的往事。那也是九十年代期间,我的一位老领导是杭州人,他的身家相当显赫。由于从小在杭州长大,对那里肯定很是记挂。经他多次提议,单位组织了一次去满菊陇的品茶行,那次托他的福,我们喝到了好茶,还在附近邂逅了原省委书记铁瑛,那可是我们都熟知的大人物了。
  烟酒茶三面红旗我只“拥护”两面,尤其爱戴茶。退休了,又因为做着“房奴”,手头有点紧,但茶还是要喝的,我的家里茶叶不断,只是差一些吧。我喝着老家外甥女给我寄来的低价茶,不错!喝着母亲家保姆帮我买来的新昌低价茶,也挺好!这位保姆说:她以前也采茶,夏秋茶都撒过农药,不撒农药就没有产量了。这可是我们饮茶者的一大忌讳,可是多数人并不清楚,大家要尽量买春茶,别买夏秋茶吆!
  现在,还有几位老朋友会送我好茶,一些新朋友知道我喜欢喝茶后,也会送我一点好茶,让我不时地改善一下品茶质量,品味一下友谊的情义深长,那种感觉真的十分美好、非常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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